極樂殯儀館：從日治葬儀堂到白色恐怖記憶的歷史變遷報告

1.0 緒論：歷史的再現與遺忘

近期，電影《大濛》的上映，以其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深刻描繪，重新開啟了公眾對於一處關鍵歷史地景——「極樂殯儀館」——的探問與記憶重構。這部電影不僅將此地塑造為敘事的核心場景，更促使社會對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進行集體反思。

本文的核心主題，在於分析此地景如何成為一個縮影，精準地映照出台灣近代化過程中所內含的暴力與爭議。今日的林森與康樂公園，是一片供市民休憩的寧靜綠地；然而，其平靜的表象之下，卻層層疊加著複雜且充滿創傷的歷史：從殖民時期的族群隔離、威權時代的國家暴力，乃至於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衝突。研究此地的歷史變遷，即是挖掘被抹除的複數過去。

本報告的宗旨，在於基於現有歷史資料，以客觀中立的學術視角，系統性地梳理此地從奠基、轉型、終結到成為公園的完整脈絡，藉此剖析其如何從一處物理空間，演變為承載多重歷史創傷的記憶地景。

為完整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我們的探索將從其源頭——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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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治時期的奠基：三板橋墓園與公營葬儀堂

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都市治理，強調空間秩序與公共衛生的管理，殖民政府為此在台北市劃設了特定的公共設施區域，以進行有效的區隔與規訓。正是在此背景下，極樂殯儀館的前身應運而生，並承擔了特定的殖民社會功能。

此一時期的關鍵事實可歸納如下：

• 前身名稱： 台北市役所公營葬儀堂
• 設立時間： 1942年
• 地理位置： 位於今南京東路一段與林森北路交界（新生北路二段28巷），該區域當時被稱為「三板橋目的」（即三板橋墓園）。
• 核心功能： 作為在台日本人的專用設施，提供火葬與公祭服務，並負責管理周邊的三板橋骨灰墓園。

此設施的社會意涵極為明確。其作為「日本人專屬墓地」的性質，清晰地反映了當時殖民統治下的社會階級與族群隔離結構，是殖民城市空間權力配置的具體體現。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與日本統治的終結，這片土地隨即迎來了政權轉移後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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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戰後轉型：台灣首間私營殯儀館的誕生

戰後初期，台北市面臨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國民政府遷台帶來了大量新移民，徹底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結構，也催生了全新的社會需求，其中殯葬服務的轉變尤為顯著。

極樂殯儀館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成立。1949年，時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將日人留下的公營葬儀堂無償交付給來自上海的商人錢宗範經營。錢宗範隨即引進其在上海經營殯葬業的專業團隊，包括和尚、道士、木工、漆工等師傅，創立了台灣第一家採現代化經營模式的私營殯儀館。其命名為「極樂」，乃是取自佛教「西方極樂世界」之意涵。

然而，這家新式殯儀館在營運初期，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市場反應。

文化隔閡：在地市場的排斥與不適應

對於當時的台灣民眾而言，家中後事多由親族長輩指導、親友鄰里協助處理，並無付費委託殯儀館的習慣。許多在地居民甚至認為殯儀館的招牌「觸霉頭」，曾發生招牌在一夜之間被人莫名拆除的事件。

時代需求：外省社群的殯葬依賴

相對地，對於隨政府遷台、親族多在中國大陸的官員與民眾而言，極樂殯儀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專業服務，成為他們處理身後事的必要機構。

憑藉著這股獨特的市場需求，極樂殯儀館迅速成為當時政商名流與達官顯要舉辦告別式的首選之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1962年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舉辦的告別式，據載當時湧入了超過兩萬人前往弔唁，場面盛大，足見其在當時社會的地位。

然而，在這服務權貴的光鮮門面背後，極樂殯儀館還隱藏著一個與時代悲劇緊密相連的黑暗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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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白色恐怖的陰影：政治受難者的最後一站

進入1950年代，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肅殺氛圍之中。為了鞏固統治，國民黨政權以「叛亂」、「匪諜」等罪名，大規模逮捕並處決異議人士。在此歷史脈絡下，國家機器對待政治犯遺體的處理方式，使極樂殯儀館被迫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且不為人知的特殊角色。

根據當時的官方規定，所有被槍決的政治犯遺體，都必須送往極樂殯儀館存放，使其成為當時唯一指定的政治受難者遺體處理地點。

此處因此形成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空間悖論：在同一個屋簷下，一邊可能正在為黨國高官或特務體系成員舉行隆重告別式，另一邊則冰冷地停放著被國家機器處決的受難者遺體。加害者體系與被害者的生命終點，竟弔詭地交會於此。這不僅是單純的諷刺，更是國家權力全面滲透社會生活，將公共儀式場所收編為其暴力治理延伸環節的空間明證。

對於受難者家屬而言，前來領取親人遺體是一條充滿磨難的道路：

• 沉重的經濟壓力： 領取一具遺體需要支付400至500元的費用。在當時許多家庭月薪僅有一、兩百元的年代，這筆費用無疑是天文數字。
• 無所不在的政治恐懼： 許多家屬即使湊足了錢，也因為害怕領回遺體後會被特務盯上、遭到清算，而不敢出面認領。

4.1 無人認領的遺體：從亂葬崗到解剖台

對於因經濟或政治因素而無人認領的遺體，其最終去向分岔為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絕大多數遺體被集體送往位於六張犁的「極樂宮亂葬崗」草草掩埋；而另一部分則被轉作學術用途，送至國防醫學院，作為解剖學課程的教材，成為學生口中的「大體老師」。

根據口述資料，當時國防醫學院處理遺體的細節令人不寒而慄。由於缺乏現代冷凍設備，大量遺體被直接浸泡在一整池福馬林中以防腐敗。前來尋親的家屬，必須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用長鉤在池中翻找。由於遺體長時間浸泡後往往面目全非、皮膚發白，家屬只能依靠銀色假牙等局部特徵來辨認親人。更甚者，曾有醫學院學生在上解剖課時，驚駭地發現解剖台上的大體，竟是自己因組織讀書會而被捕失蹤的同學，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心理創傷。

然而，這個承載國家暴力的記憶地景，並未隨著威權統治的鬆動而獲得平靜，反而即將在都市現代化的巨輪下，迎來另一場截然不同的生存與認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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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都市變遷下的終結：從歇業、違建到公園新生

當台北市逐步邁入工商業社會，都市計畫的重心轉向現代化與公共空間的開闢。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都市發展力量，最終決定了極樂殯儀館及其周邊廣大土地的命運。

極樂殯儀館的衰落與拆除，依循著清晰的時間軌跡。1965年，嶄新的台北市立殯儀館（即今日的第一殯儀館）正式啟用，其現代化的設施與公營的性質，嚴重衝擊了極樂殯儀館的業務。營運日漸衰退下，極樂殯儀館最終在1974年正式歇業並拆除。

然而，殯儀館的消失並未讓這塊土地順利轉型，反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土地利用衝突。早在戰後初期，這片日治時期的墓園空地，就逐漸形成了被稱為「康樂里違建聚落」的非正規聚落。居民組成多元，包括從舟山島撤退來台的軍民，以及大量從中南部北上打拼的青年，全盛時期戶數多達千戶。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居民甚至將日人的墓碑挪作建材，鳥居則被當成梁柱或曬衣竿使用，並在聚落內自發形成了「康樂市場」等生活機能。

儘管台北市政府早在1956年的都市計畫中，就已將此地劃為公園預定地，但拆遷工作卻異常艱鉅，歷經九任市長皆未有實質進展。此處的衝突，實則是兩種城市想像的對決：一方是國家由上而下推動的、講求秩序與美觀的現代化藍圖；另一方則是居民數十年來自下而上建立的、充滿生命力的「居住權」。直到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市府決心強力推動拆遷，政策從原先協商的「先建後拆」安置方案，轉為直接發放補助款，引發居民強烈反彈，最終催生了被視為「台灣第一場反拆遷運動」的激烈抗爭。抗爭過程中更發生老兵自盡、聚落內不明火災頻傳等悲劇事件。

最終，在市府的強力執法下，這片盤踞近半世紀的違建聚落於1997年完成清拆。該地塊隨後被重新規劃，透過大規模的地景改造，轉變為今日的林森公園（14號公園）、康樂公園（15號公園）以及長安抽水站。

雖然實體的建築與聚落已徹底消失，但其承載的複雜歷史記憶，又是如何被保存與述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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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結論：歷史地景中的多層記憶

綜觀所述，今日林森、康樂公園所在的地景，其歷史是多層次的。它從日治時期區隔殖民者的專用墓園，轉變為戰後服務黨國權貴、同時卻也處理國家暴力受難者的私營殯儀館；而後又成為容納上千戶移居者的非正規聚落，最終在都市發展的衝突中，新生為一片供大眾休憩的都會公園。

本文的核心論點在於，此地景看似平靜祥和的綠地表象，實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地景改造，其看似中性的美化過程，也可能成為一種「國家級的失憶術」(state-sanctioned amnesia)，以綠地覆蓋並淨化了那些不便回首的殖民、威權暴力與發展衝突的歷史。

目前，公園內唯一仍清晰可見的歷史遺跡，是兩座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鳥居」，它們作為連結過去的實體象徵，靜靜地見證了此地的百年變遷。最終，如電影《大濛》等文化作品的出現，扮演了喚醒集體記憶的關鍵角色。它們的意義在於，與官方淨化的地景形成對話，構成一種頑強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工程，促使當代社會重新凝視這片土地，正視並理解其複雜的過去，從而讓被遺忘的故事得以被聽見。